为什么石达开要背离洪秀全？
1856年11月，历经两个月之久的“天京事变”落下帷幕，翼王石达开在全体军民拥戴下，回京辅政，“合朝同举提理政务”。不过，洪秀全对其不放心，于是加封自己两位草包兄长洪仁发、洪仁达为安、福两王，名义上让他们参与朝政，实则是要牵制石达开。为此，翼王忿忿不平，于次年5月出走安庆，号召大伙追随他，给天王来个釜底抽薪。此时，洪天王害怕了，立刻废掉安福两王，还让使者送“义王金牌”去安庆，请求石达开回京辅政，不要意气用事。不过，石达开并不理会，拒绝回京，继续号召旧部前来归顺，聚集10余万精锐。
这就有意思了，在天王已经“主动认错”之情况下，石达开干嘛还不回京呢？为何就不能顺水推舟，继续为天国效力呢？俗话说，团结就是力量，石达开在洪天王已经“妥协”之情况下，为何不维护大局，继续搞团结呢？石达开执意外出搞单干，他哪里的自信？就“纵横国史”看来，石达开之所以敢不顾洪天王之苦苦哀求搞“单干”，自有其“自信”之处，主要有两方面。
石达开对自己能力、号召力、威望都相当自信，自认为是王者。在单干之前翼王石达开的战绩无人能及，屡战屡胜，俨然就是太平天国的战神，是众人追捧之对象，粉丝众多。1854年12月，曾国藩、胡林翼、罗泽南、彭玉麟、塔齐布、李续宾、周凤山等湘军核心领导倾巢出动，领兵3万进攻九江、湖口，扬言要攻破城池，而后直下安庆、金陵，活捉“逆首”洪秀全。湘军此时士气正旺，连克岳州、武昌、田家镇、半壁山，士兵豪情万丈；曾、胡、罗、彭等，是大清中兴名臣，能力自不必说。可以说，湘军在士气上要压过三连败之太平军，属于战略进攻一方，信心满满。可结果呢？石达开在九江、湖口大破湘军水陆两师，曾国藩跳水自尽而未遂；太平军乘势反攻，进入湖北，三克武昌，扭转西征战局。
九江、湖口大捷后，石达开回到安庆，指挥西征各路大军作战。1855年底，石达开从湖北进入江西，纵横赣省八府五十余县，清军无不望风而逃。1856年3月，石达开三路出兵，与湘军大将周凤山在樟树镇进行决战，大获全胜，周凤山狼狈逃往南昌。此时，曾国藩困守南昌孤城，无兵可调，无人可用，可谓是陷入绝地。若不是翼王东调，参与京师解围战，曾国藩难逃一死。1856年4月，石达开回师天京，与渡江南下的秦日纲、陈玉成部联合攻击“江南大营”，清军统帅向荣、张国梁溃逃丹阳，天京解围。不久，石达开率翼殿将士西征，顺江而上进入湖北，解救武昌，大战胡林翼，互有胜负。
可以说，在“天京事变”之前，石达开在战场上斩获颇多，立下赫赫战功，其擅长打“运动战”之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军事上的胜利及其所带来之威望，是石达开自信的根源，他认为自己就是王者，攻无不克、战无不胜之战神。
清朝八旗、绿营腐朽，湘军元气大伤，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***战争，这是石达开对时局之自信。如果说对自身能力、威望、号召力之自信，是翼王石达开敢于单干之根源，那对“时局”之乐观判断则最终让石达开下定单干之决心。对于清朝两支正规军，八旗、绿营，石达开从来就不放在眼里，毕竟从今金田起义时他们就表现不佳，压根不敢和太平军血战。对于湘军，石达开自然知道这是一支新崛起之武装力量，是太平天国的死敌，战斗力不容小觑。要知道，胡林翼和李续宾在1856年12月，再次攻破武昌，现在已经进入江西，威胁天国大后方。不过，湘军此时并未恢复元气，石达开单干时，曾国藩已经再次“丁忧”。更关键的是，湘军引以为豪的水师力量，被分割在长江、鄱阳湖，彼此不能呼应。在石达开看来，只要自己准备充分，战胜湘军大有希望，毕竟他们曾是自己的手下败将，不足为惧。
就在“天京事变”爆发后不久，英法联军炮击广州，挑起第二次***战战争，活捉两广总督叶铭琛，并送往印度加尔各答囚禁；广东巡抚柏贵，直接向英法联军投降，堪愿当傀儡。紧接着，联军渡海北上，逼近天津、北京，清王朝统治心脏地带面临巨大威胁。为此，咸丰皇帝只好将还能一战的蒙古马队、东三省马队调往大沽设防，阻止联军登陆天津，保卫北京安全。可以说，大清王朝现在的对手不只是太平军、捻军，还有西方列强，战略环境相当恶劣，稍有不慎则会陷入万丈深渊，丢掉江山社稷。对于清王朝面临之窘境，石达开自然知道，这也是他敢于单干的自信来源之一。要知道，乱世才好成就“英雄”，此时不为“乱世”，何时为“乱世”！
1857年6月，石达开公开布告：“重重生疑忌，一笔难尽陈”，从天国总体分割出去，远走高峰，所谓“用是自奋励，出师再表真。”
那么，作为天京事变后，太平天国最后的中流砥柱石达开，为什么要出走呢？
从其原因上看，主要是石达开和洪氏集团的矛盾造成的，其中洪秀全要负主要责任。当时石达开回天京开始料理政务，“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，专用安、福两王，朝中之人甚不欢悦。”
洪秀全显然对石达开料理政务表现出了不放心的心态，从天京***吸取了消极的教训，所以出现了“终疑之，不授以兵事，留城中不使出”的结局。于是“翼王见天王疑忌实深，故私出，暂不回去。”
后来李秀成也这样批评洪秀全：“在六年之间乱起，我主用人不专，信人不实，明贤回避，豪杰不登，故有今日之败。”洪秀全自己整日醉生梦死，却又想牢牢握住权力，又没有什么真本事，结果就是导致石达开出走。
当然石达开的出走，还因为与安、福两王结怨，以致于“有谋达开意，旋即逃出了金陵。”这并不是石达开时候推脱责任之此，当时清朝将领李续宾也说：“客商有自下游回者，言金陵各伪王（指安、福两王）忌石达开之能交接人心，石逆每论事，则洪党环绕而听，各伪王论事，无肯听者，故忌之，有谋害之意。”由此可见事实是“翼王与安、福两王不睦出走远去。”因此对翼王的出走，洪氏集团是要负主要责任的，并且是直接责任。
另外，石达开身边又有像张逐谋等人的上述鼓动和策划。吉庆元、宋衣点等人的上述提到“讵料翼王专听张逐谋 等筹划, 逐至江西退守。”更加深化了分离的条件，在当时的情景下，翼王鉴于“天京***”中天国之间互相残杀，主观上***取消极“回避”的态度，负气出走。
这种负气不仅是石达开一人，而是在太平天国中普片存在的。李秀成曾提到过：“那时各有散意，而各心又不敢自散，因闻清朝将兵凡拿广西之人杀而不赦，是以各结为团。”显而易见是农民的散漫性和落后性所导。
